日前一则《高铁救人被索要医师资格证》的报道，引起了公众质疑。这两天也有两桩类似事情发生，则引起了众人称赞。

　　据浙江24小时报道，3月22日晚，杭州市红十字医院蔡青山医生在从衢州返回杭州的高铁途中，遇见一怀孕年轻女子晕倒，于是他向列车工作人员表明医生身份后立马投入抢救。无独有偶，另一桩事情发生在飞机上，据《东莞日报》报道，3月21日晚杭州飞往海口的南方航空CZ6666航班上，有女乘客突发不适，听到空姐广播寻找医生后，东莞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医师张若愚主动站了出来。当空姐询问张医生有没有医生证件时，张医生回答：“我没带，但我是医生，我必须马上去看看。”该航班先后有两名乘客经过张医生诊治，病情有所好转。后来，机组特意准备了食品送给张医生表示感谢。

　　同样是在旅途中，同样是乘客有恙向医生求助，为何结果全然不同?从事件过程看，直接原因是，高铁乘务员不但要求医生出示医师资格证，对其身份证、车票进行拍照，还要求医生写一份情况说明，签名并留下联系方式，甚至对医生诊治过程进行了全程录像，而在航班上，空姐得知张医生未带证件的情况下，仍然引导他前往患者座位，事后又及时表示了谢意。高铁乘务员和航班机组人员的做法不同，带给医生、乘客以及公众的直观感受，当然也就不一样。

　　不过，仔细分析起来，航班机组人员的做法固然值得点赞，却也难以指责高铁乘务员操作流程有什么大的过错。实际上，高铁乘务员并不是有意针对医生，而是依据铁道部、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于2003年印发的《旅客列车急救药箱管理办法》的相关指引行事。相关办法规定，“医务工作者要发扬救死扶伤和人道主义精神，到达现场后出示证件并积极投入对患者的救治”，“医务工作者、红十字救护员要填写简要治疗记录”。这样的话，医生出示证件和在救治病患后写“情况说明”，也就有章可循。

　　但问题在于，高铁乘务员的做法过于生硬，全程录像等做法又属于自加戏码，也就难免受人诟病。从制度层面讲，虽然相关办法实行多年，但许多医生对此似乎并不知情，在相关报道跟帖中，就有一些医生现身说法，表示自己也被要求出示医师证件。这说明相关办法在落实过程中也存在一定偏差，至少负责具体执行的高铁工作人员与参与其中的医师群体，对有关规定的知晓率没有同步更新，导致沟通不畅，出现歧义。

　　回到主题上来，无论是在高铁上救人还是在航班上为乘客诊治的医师，他们都体现了自己的职业精神。在高铁上或者航班上广播找医生，医生是有义务挺身而出，但不亮明身份却也未必有人知道。但我们看到，在这两个事例中，医生都没有这么想也没有这么做。高铁上的陈医生，航班上的张医生，并没有因为自己受到一点误解、委屈而耽误诊治工作，可见他们都对自己的医生职业有高度认同，对医生救死扶伤的职责有强烈的自觉意识。所谓医者仁心，莫过于此。

　　这也说明，信任是柔化制度刚性、消除误解的润滑剂。规定是冰冷的，但在具体执行中，针对不同情形，却未必要如此冷冰冰地行事。尤其是在高铁、航班这样的特殊场景，医生积极参与救治病患既是职责所系，也是救死扶伤、见义勇为，值得也理应赢得人们的尊重。一般情况下，非医学专业出身的人，这时候也不会站出来捣糨糊，毕竟人命关天，开不得半点玩笑。医者仁心，信任为本。如果连这点信任都没有，医生在履行职责时难免会碰上各种不必要的麻烦，而列车、航班上的应急救治工作，也会变得格外困难。